闲扯《闯入者》《十二公民》: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现实?
最近公映的几部电影让人挺有谈论兴趣，这真值得高兴，比如《闯入者》《十二公民》，它们起码不是那种纯粹的消费品，它们起码没在回避问题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介入中国的现实，去回应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，这种企图心就让它们区别于《何以》《左耳》之流，而有了一种更提神醒脑的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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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细细想想，这两部电影又让我有点不满足，但理由却一直没太想清楚，直到有朋友跟我提起陈可辛将要拍摄《李娜》为止。怎么说呢？《闯入者》是王小帅的电影，影片风格干燥而干脆，自有一种生猛劲儿，但它的价值观却仍然是第六代甚至是第五代的（当然这不是缺点），它仍然惯性里有一种从边缘人里寻找故事的倾向，似乎只有边缘人士才真正拥有故事，这当然可以理解为一代导演的审美趣味，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审美局限，第六代的另一位旗手娄烨更是如此，似乎必须要将人物本身置身于一种极端环境里，从触目惊心中才能绽放出一种光华来。作为单个作者来说这无所谓，但整个创作方向大部分局限在这儿，这多少有点问题。
但电影实际并非如此，中国电影历史上，我们可以举出《太太万岁》《小城之春》《哀乐中年》等若干电影，它们都是取材于普通人，说的也是普通事，表达的也是普通情感，但在这种看似普通之中，却千回百折地表达出中国人共有的心事，那种通透与微妙，恐怕也没有几部能达到。可惜的是，自第五代开始，中国有追求的导演似乎爱上了求新求异，试图与科技界看齐，把电影看成创新与技术难度的结合体。于是之前第四代还具有的对普通平民或者说市民生活的关注不见了，这么些年，关注平民生活的大导演我们能拿得出手的也就*建新，可是*建新也偃旗息鼓，去做他那份很有前途的监制事业去了。
当中国电影人习惯在题材上剑走偏锋时，随之带来一个副产品，它叫做概念化。很多电影都是理念化的产物，它拍得好当然会锋利一剑封喉，但总觉得会少了一点丰富感与生动感，这是概念先行的先天疾病，基本无可弥补。我们拿大师级人物侯孝贤与杨德昌做比较，虽然杨老师是我最喜欢的华语电影导演（没有之一），但从理性上来说，除了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杨老师较侯老师，还是少了一个天然与悠游。而这也是我对《十二公民》的不满。它的尖锐与单薄都来源于它的概念化，它甚至把吕美特原版中那份对每个人前史的不明确理解为缺陷，而将每个人都补充出一个充分的前史，并由演员亲口说出来，从物理学来说，这倒是逻辑清晰准确，唯一欠缺了那份真正的人性，也就是那种模糊地带，不确定才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，否则是机器。
偏激与概念，这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两个方向，它们或分而治之，或者合为一体。但陈可辛筹拍的《李娜》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经丢掉的那条路，陈可辛之所以能想到这一点，当然与陈可辛自我不甘堕落的骨气有关，也可能与香港电影的庶民传统有关。也许我们可以重回到那条路，不做惊人之语，它直面这个时代的最主流人群，老老实实地去塑造一个人物，在这个人物身上，自然地带出时代的风云际会。
另外，《李娜》也似乎指出了主流商业电影的第二条道路，我们未必一定要迎合90后去做什么《何以》《栀子花开》等IP，我们的现实中有很多这样正向却又能窥探到时代真相的人物故事，也许可以一试的呢，这样既能够兼顾自我表达的需求，也许能够在商业上不那么可怜。起码陈可辛的《亲爱的》，已经证明自我表达未必就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事情。